車禍防治

交通疾病(如違規)別再｢找錯醫生｣….. 交通醫生：｢交通疾病｣治療處方~(也就是｢交通改革｣需要整套作法)： 1.找出｢違規行為｣(如同找出｢病因｣) 2.交通教育與輔導(如同｢健康教育｣、交通素養提升、交通法規與常識) 3.找平台協助改善(如同｢找醫生｣，或相關服務機構或人員協助改善) 4.設立｢專責輔導人員｣(當今所有交通違規人，都沒有完善的｢專責輔導人｣，以致其行為發現到後來｢持續發生與惡化｣，如同，當今沒有專責｢交通醫生｣、｢交通輔導人員｣，以致都是用｢業餘｣的態度，讓｢(違規)病患｣，持續｢(違規)生病｣…..)。可參考其他｢成功輔導方案｣的團體經驗，將其概念運用在｢交通違規行為改善｣，並以專責關懷輔導機制，進行｢一對一或團體小組｣專責協助。(角色不適合以｢警察｣，比較適合採用｢行為輔導團體｣的專業志工培訓及執行….) 5.若能找出｢交通行為改善模式｣(成功輔導方案)，就能大量廣泛推展，未來就能有效根治｢交通違規(病)｣，而不再像過去｢從來沒找到療法｣，以致這種(違規疾病)，感染病引發嚴重傷亡，卻不自知，最終導致社會難以估計的損害(也就是，新冠疫情被重視，｢交通疾病｣卻不被重視，以致傷害社會更深更廣~) 6.比較傳統做法、比較其他領域成功做法、比較各種新方案差異，找出｢更好的解決方案｣，建立 ｢交通經驗智庫｣ (把相關經驗，能夠研究、投入、整合、研習、分享、運用….而不再是某些人的工作或專利) 7. ｢違規罰款｣ 是一種｢處方｣，當這處方｢無效｣，就必須研究調查｢為什麼無效｣，如果一再使用同樣無效的處方，不但讓個案產生更嚴重的｢抗藥性｣，反而加重病情惡化。(因此很容易理解，為什麼過去｢違規｣惡化，卻苦找不到｢解方｣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｢找錯醫生｣，也就是找錯人去負責處理，而這些人有許多並不是｢違規行為改善｣專家….因此錯把｢病患｣交給｢非專家｣，等同把這些人當 ｢試驗白老鼠｣ ….) PS.如果都找不到人，那就從最相關的人開始建立，並以｢專責+充分資源｣等專業態度去做(別再用業餘、外行的態度去做，因為能盡早做，就能盡早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與家庭…..) 8.建立整合平台，讓相關專業、資訊、經驗能彙整(而不再像網路媒體紛亂，雖然有些很好，但總是找不到｢專業與整套內容｣或｢整合資源｣，讓民眾一站式服務，甚至整合成手機APP，能輕鬆學習、管理、運用的服務平台…..)...

科技不該用在處罰： 當今｢科技發達｣，卻沒能｢有效被運用在改善交通上｣(卻只用在｢處罰交通違規｣)，用科技來處罰人民，是一個非常不文明的做法，理由是：人民在不良的交通環境，無法正常學習｢良好的交通行為｣，加上交通體制偏重｢違規處罰｣，難怪數十年來，｢交通惡習｣(交通違規行為)，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更加惡化，顯見｢違規處罰｣並不能有效改善違規行為，只會加重行為的偏差。 (行為科學研究：養成習慣或改善習慣有兩個重要機制，一個是｢獎賞｣、另一個是｢處罰｣，其中｢獎賞｣能激勵行為，但較少有人知道｢懲罰｣也會導致｢行為增強效果｣)….. 因此利用｢科技｣，確實可以輕易｢檢測違規行為｣，但政府不應偏重｢違規處罰｣，而應採用｢違規導正｣機制，才能有效逆轉｢交通違規｣。 那麼｢科技｣該如何運用來｢改善違規｣？ 1.傳統交通管理思維：違規行為>偵測舉發>開單告發處罰>違規行為仍然存在 2.新的交通管理思維：違規行為>偵測+自主管理>找出違規行為或缺失>導入輔導+自主管理+相關輔助改善>違規行為改善 一個缺乏｢交通素養｣的人，是很難遵守相關交通規範，因此再好的交通設施，若使用的人不依規定使用、濫用、不懂如何使用，就很容易破壞設施與秩序，因此｢提升交通素養｣才能確保交通秩序，才能讓人民發自內心遵守與自律，而不是偏重他律的處罰。 PS.人本交通，不該只是｢行人為本｣，更應該把格局放大，顧及到每個人，也就是把重點放在｢違規與不當行為｣，而不是把問題放在｢機車族、酒駕或老人｣…等。然後診斷找出問題，並協助改善問題(改善有兩種培養成慣性的方法，一個是獎賞、一個是懲罰，當一個人做對了，就給予獎賞、做錯了就給予懲罰，但你不能隨便懲罰一個人，而是針對｢不當的行為｣找出並且｢加以導正｣，才是改善交通問題的正確做法。)   ｢交通素養｣提升，才是｢人本交通｣改革的關鍵~ 台灣考照制度寬鬆，大部分的人都能考取駕照，因此｢不成熟的駕駛經驗｣，加上｢沒有完善導正機制｣，使得交通管理缺失嚴重，讓這些｢缺乏安全駕駛｣的行為，如同路上不定時炸彈，隨時會危害自己與他人。 再好的交通設施，若駕駛｢缺乏交通素養｣，等同｢不當操作/使用｣，結果導致｢交通亂象｣(交通違規、交通事故頻傳)，如果能把數千億的交通硬體建設分配到｢交通素養｣提升，必能大大降低｢交通亂象｣造成的損失~ 投...